旅居紐約的鋼琴家殷承宗近日在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這位曾以鋼琴協奏曲《黃河》名震大江南北的鋼琴家如今已年過花甲，但他對鋼琴的掌控能力依然讓人贊嘆，與此同時他也為商業對藝術的傷害而深感嘆息  
　　殷承宗的手不大，卻很有力。  
　　這雙手，曾在鄉下干過農活、曾把鋼琴扛到天安門去彈、曾首演鋼琴協奏曲《黃河》、曾被迫寫過三麻袋的交代材料，也曾經被醫生宣判“死刑”再也不能碰琴。  
　　“這雙手，現在是最好的狀態了。”66歲的殷承宗，攤開自己布滿老年斑的手掌來左右端詳著，“我以前干農活受過傷，‘文革’后寫材料寫得太多，痙攣，筆都拿不穩。20年前，醫生說我再也不可能彈琴，十個指頭都發過腱鞘炎，但現在，我還是能彈。”  
　　12月14日，殷承宗在上海音樂廳的獨奏音樂會并沒有彈《黃河》，而是演奏了莫扎特的《C大調奏鳴曲》和貝多芬的《F小調奏鳴曲“熱情”》――這兩首曲子，分別是他在1959年維也納青年鋼琴比賽和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中得獎的演奏曲目。  
　　坐在臺上的殷承宗，縱是年過花甲，手指觸上琴鍵，依然有著松弛有度的扎實功底。每一處音色和力度的變化，都在他的嚴密控制內。一聽便知，這是一雙長年累月在鋼琴上歷練的手。  
　　上世紀60年代，殷承宗跟傅聰、劉詩昆、顧圣嬰、李名強五人，紛紛在國際上拿獎，代表著中國鋼琴界最輝煌的力量。有人說，殷承宗當年的輝煌更甚于今天的郎朗和李云迪，兩鬢斑白的老人聽罷卻搖搖頭，“不一樣，完全是兩個時代。現在是風平浪靜的時代，是一個商業世界。兩代人所擁有的藝術觀點、經歷、心態都不一樣。”  
　　舊日的輝煌與沉浮，在殷承宗的口中，只是輕描淡寫。時間，對于66歲的殷承宗，實在是過于寶貴。  
　　幼年時，他聽著留聲機、教堂傳出的聲音，“自己喜歡上了音樂”，甚至彈斷了家里舊鋼琴的弦；9歲，他在300多人的教堂里開獨奏會，彈肖邦圓舞曲，也彈自己改寫的《解放區的天》；12歲，他離開家鄉鼓浪嶼到上海求學，“如果沒走出這一步，鋼琴完全就是興趣愛好。”  
　　他是幸運的。“文革”之前，他就完成求學生涯，作為最后一批被派到蘇聯的學子，到列寧格勒音樂學院進修，20歲就捧回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第二名。待到回國，殘酷現實又讓他啞然，“鋼琴在中國幾乎是銷聲匿跡了，沒人再彈。其他樂器還能為芭蕾、京劇伴舞，90％彈鋼琴的人都換了專業，改手風琴，改二胡。但我堅持不換。”  
　　躊躇滿志的殷承宗，叫上幾位同學，把鋼琴搬到天安門廣場。路邊行人慢慢圍觀而來，眾人點一首京劇，他就彈，再點，他再彈。人一點點聚攏，聽眾也一天比一天多，“第一天只有200多人，后來很多人帶了板凳來看。到第三天就不得了了，有兩三千人圍著。”那之后，他收到幾千封信，都是北京的老百姓寫的。“他們讓我堅信，鋼琴在中國會有出路。”  
　   “出路”最終被他找到。1963年國慶節后，《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把殷承宗創作并在人民大會堂首演的《紅燈記》作為重要事件報道。京劇與西洋樂器的巧妙融合，捍衛了鋼琴的地位。《紅燈記》之后，他開始考慮如何使鋼琴從為京劇伴唱的位置上獨立出來，“我們覺得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很有氣勢，很適合改編成鋼琴協奏曲。”  
　　1970年，殷承宗首次公演鋼琴協奏曲《黃河》。奔騰咆哮的音符，像暴風驟雨般刺激著每一位聽者的情緒。那時候，他在全國各地演《黃河》，到貧困山區、到工廠、到黃河邊，甚至在大雨滂沱的野外演。到今天，他所演出過的《黃河》已經超過500場。  
　　殷承宗在1983年隨夫人去美國后，“才開始職業演奏家的道路。”那一年的9月，他就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了第一場獨奏會，被《紐約時報》贊為“中國最優秀的鋼琴家”，當即與美國經紀人簽下三年合約。到今天，殷承宗已7次登上卡內基音樂廳舞臺，演出足跡踏遍美國45個州。  
　　商業對藝術的傷害是很大的  
　　《第一財經日報》：《梁祝》的創作者之一陳剛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曾說，他再也不可能寫出像《梁祝》那樣具有時代影響力的作品。說到《黃河》的話，你是否也有同感？  
　　殷承宗：《黃河》跟《梁祝》一樣，都是目前經常在世界上演出的、代表中國的作品。我們的創作跟時代有關系，《黃河》當年創作的兩個歷史背景，今后都不可能再有――一個是抗日戰爭，一個是“文革”――這兩個背景下產生了非常強烈的一種感情，把中華民族的精神體現得非常集中。時勢造英雄，沒有那樣的時代，就不可能有《黃河》。就像《義勇軍進行曲》，如果不是抗日戰爭，冼星海也不可能寫出那樣的作品。  
　　《第一財經日報》：在當年的壓力下，為什么能創作出《黃河》和《紅燈記》，今天我們反而沒有這樣的作品？  
　　殷承宗：那時候我們沒有演出，成天就是搞創作，到處去體驗生活。為創作《紅燈記》，我去中國京劇團天天看京劇，去中國戲校拜師，幾乎看了一個月，什么唱段都會唱；改編古曲《春江花月夜》時，我們在北海關了一年，跟老藝人去記譜。《黃河》也是，跟著船夫拉纖、擺渡，一直走到延安，那時候很艱苦，沒有路，車開到虎口，用犁拖著被子行李一路走到延安。一邊走一邊做采訪，走了兩個多星期。  
　　現在的時代太商業，作曲家創作時先要20萬元才肯動筆，還不一定寫得好。商業對藝術的傷害是很大的，而以前我們創作，是不可能去計較一分錢的。  
　　《第一財經日報》：你去美國之后，數次登臺卡內基都演奏中國樂曲改編的鋼琴曲《春江花月夜》，可以說是在西方世界展示中國音樂的第一人。當時美國觀眾的反應如何？  
　　殷承宗：我們都是留蘇的，語言上首先有問題，再加上當時那個時代的大環境，華人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剛去的時候是挺難的，幸好那段時間不長。迄今為止，我已經7次登上卡內基音樂廳的舞臺。最初我的經紀人并不允許我演奏中國樂曲，直到2003年前，我都只能在加演時，演奏一些由京劇、民間樂曲改編的紅色經典鋼琴曲。美國人的反應呢，當然是很好奇，覺得很新鮮，很多人以為是德彪西的作品，聽上去確實有些相似，都是講究意境的寫意化的音樂，好比中國的山水畫對位于法國的印象派。2003年，我在卡內基音樂廳能演一個半場的中國曲子，跟中國國力的上升是分不開的，現在的西方觀眾很有興趣聆聽來自中國的音樂。  
　 《第一財經日報》：提到你的名字，很多人的聯想總是《黃河》。這種標簽對于鋼琴家來說，是幸運還是遺憾？  
　　殷承宗：肯定不會是遺憾。今天在中國各大慶典活動時都想到用《黃河》來慶祝，我覺得很榮幸。  
　　我的舞臺經歷已經有50多年，我不光能演奏《黃河》，還能演奏俄羅斯、法國、德國作曲家的古典音樂作品，我是用這些來豐富自己對《黃河》的演奏。如果我光彈一個《黃河》，會彈死掉，不會進步，只會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