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多數音樂廳相似，斯德哥爾摩音樂大廳后臺的空間是逼仄的，但從后臺的監視窗向外張望，劇場里的豪華撲到眼前，華燈怒放，像夢幻一樣灑在鮮紅色絨布覆蓋的座位上。
它的前臺，那金碧輝煌的地方，就是諾貝爾獎的光芒之地――每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物理獎、化學獎、經濟學獎和文學獎就在這里頒發。
   斯德哥爾摩時間25日下午三點，東方的音樂將在這里升起。劇場的豪華沖擊，像一道視覺的波浪抵達即將登場的樂手，有一種隆重的氣息在流動。從后臺向外張望，座位上那些外國人的表情，幾乎拷貝了樂隊在前十座城市所面對的驚喜。
 《將軍得勝令》的鼓聲傳到后臺。著名笛子演奏家蔣國基在過道的燈下拼裝他的巨笛。他留意著前臺傳來的聲音。既使在后臺幽暗的光線中，你也能感覺得出他臨上場前的好心情。他說，在這樣的場地，在這樣高欣賞水準的觀眾面前，演出太過癮了。他橫過笛，試著吹的動作。掌聲從前臺傳進來，蔣國基似乎在對著掌聲說話，你看到了吧，中國民樂在國外受到的歡迎，有時候，我都在擔心把這里的反響說給國內人聽，他們會不會全信？記者問他，在這里演出結束了回國，自己會不會重墜對于民樂在國內邊緣化處境的失落？他說，會的，作為音樂人，自己會羨慕藝術在這里的生態，會覺得自己、民樂在轉型期的國內缺乏機遇。他拿著笛子往臺前走。走入這異國舞臺的燈光下。他讓自己迅速沉浸于這難得的、在國內無緣遭遇的聆聽氛圍中。這是一個音樂人對于傾聽者的饑渴。后臺，坐著兩個臉有倦容、穿黑衣的男子，他們是浙江音樂廳經理姜方曉和文化廳副調研員吳炳良。他們原本是來考察巡演的，但因場務缺人手，所以他們臨時當了“撿場”，等待一曲結束之后，上去搬椅子、換譜子。現在，他倆坐在后臺，坐在音樂中出神，姜方曉突然對記者說，干這些場務活，讓我想起三十年前，那時我在浙江歌舞團燒開水，那時演出多，每天演出后演員要用熱水洗妝，那時忙啊，忙得就像這兩天我們在外國連軸演出。
   吳炳良也在惆悵。二三十年前他是京劇老生。那時候正是民樂、戲曲的好時光。
  笛聲悠揚，回旋在這藍色音樂廳的多重空間里。在這個表彰人類精神財富之地，在華麗的幕后，在惆悵的后臺，議論這些事，只言片語間，總讓人感慨：都說經濟水準的差異是中西音樂氛圍差距的原因，但，我們總比二三十年前的自己有錢，我們的聽眾今天為什么在失去聆聽的耐心？或許，錢未必是審美需求提升的前提，心態對于和諧從容的自我塑造，也未必非得熬過一個純粹的物質攫取期才可施行。一些演員從臺上換場下來，他們的臉色還沒從剛才的表演情緒中出來。不知是誰在后臺的上網電腦上下載了前天央視《焦點訪談》關于浙江民樂歐洲行的報道。下臺來的樂手圍著電腦在看，節目的聲音在后臺被放得很大，關于中華文化推廣、探步歐洲市場的褒揚清晰地傳在后臺。
  時光變遷，世事變化或許是生活的常態，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的后臺，掌聲從前臺連綿襲來，雪花從窗外飛過，突然想到一個話題：西方觀眾和西方市場或許是中國民樂的未來救兵？現在，蔣國基拿著笛子，披掛著這異國他鄉的掌聲從臺上下來。他從記者身邊走過，他接過這個話題，他說，這樣的命題其實不成立，說到底，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是一樣的，如果你連自己都打動不了，你怎么能真正打動別人？他說，在國外，中國民樂受歡迎是因為它在老外眼里是新鮮的，但這個新鮮，是因為民樂以前出來商演的不多，如果來多了，外國聽眾自然會對曲目、形式有新的要求；而國內聽眾市場難以激活，是因為國內聽眾原本就對民樂熟悉，再加上民樂這些年創新力度不夠，所以它就會有邊緣化的處境。他說，作為音樂人，我們不能先責怪國內觀眾，我喜歡從自身的角度想問題，我們先得想想，我們給國內觀眾提供了哪些新的驚喜，新的信息量？他說，這是他這次出來巡演的最大感受。
   又有一批演員隨著掌聲從臺上下來了，他們拿著嗩吶、二胡、笛子，他們在說，這個廳真神，彈出去的音符，水靈靈的。新星宋珊瑚因為在打鼓時與觀眾交流得太投入，肩膀擰了一下，她坐在后臺的過道上，臉上交錯著興奮和疼痛的神情。
   記者與民樂團的外請演奏員、上海音樂學院大四學生溫鋒超迎面相遇，小溫的臉上也留著剛才演出的激情痕跡。這小伙還有半年就要畢業了，雖然平日里在后臺也聽見他在抱怨如今學民樂的找工作難，但每當在臺上情緒沉浸時，他說他能忘記這些煩事。他說，舞臺和音樂能讓人忘記煩惱，雖然這次回國后，學校開學了，自己又得去找工作了，學民樂的找工作不容易。
 從臺前傳來的歐洲的掌聲卻實實在在，在2007年早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音樂大廳，這個諾貝爾獎頒發地，許多人迎著掌聲，想著民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