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教育是音樂事業發展的基礎。考察香港音樂的變遷也需要從考察復興音樂教育的變遷入手。 
   一、 學校音樂教育 
   香港的學校音樂教育在度地了長長的“沙漠地帶”之后，直到1935年的“賓尼報告”（Burney　Report）中，才提出學校要開拓課程，建議在普通學校課程中，應有音樂、美術、手工等課程。然而在具體執行中，也非常不得力--有條件的學校就設音樂課，無條件的就不設。即使在設有音樂課的學校里，音樂課也被認為是“閑課”，一般只是用簡譜唱一些西方通俗歌曲、抗戰歌曲或電影流行歌曲。大多數學校都沒有鋼琴或風琴的設備。音樂教師缺乏訓練，素質不高，又沒有合適的音樂教材，因此無法談到正規的發展。 
   1938年由洪高煌博士創辦的香港嶺英中學比較重視音樂教育，這個學校由幼兒園到高中“一條龍”建制，全部有音樂課，由林聲翕等任音樂教員。學校不但設有唱詩班、圣樂團和合唱團，還建立了銅管樂隊。這在當時的香港是比較特別的例子。 
   1941年12月日本先后占領九龍和香港，統治香港三年零八十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香港重歸英國管轄。此間日本侵略者實行的是“皇民化”的奴化音樂教育。 
   五十年代，傅理沙主持的香港教育署音樂科，對推動學校音樂教育起了積極的作用。小學、中學里不僅開設了音樂課，還逐步設立了學生合唱隊、銅管樂隊甚至管弦樂隊等課外活動，培養了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然而無論是演唱、演奏的內容，或是采用的樂器，一律是西方的。 
   總的來說，香港學校音樂教育在五十年代之前可以說是“全盤英化”的，具有明顯的殖民地性質。學校采用英國教材，演唱英文歌曲，學習西方樂器，中國民族音樂則被完全忽略了。西方音樂以強勢文化的姿態，居高臨下，傲視、漠視中國傳統音樂。以1959年出版的《小學生歌集》（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編印）一二三冊為例，所刊外國歌曲124首，占86%；中國歌曲20首，僅占14%，況且這20首還只是起個裝點門臉的作用。      
   這種情況在六十年代以后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變。香港教育署從六十年代開始編訂第一本《音樂科小學課程綱要》，七十年代又編制了初中《音樂課程綱要》。同時，一幫熱心于中國音樂的香港音樂家和音樂教師組成了一個編寫中國音樂欣賞課程的小組，著手編寫初中《K國音樂課程綱要》，并為音樂教師編寫了《中國音樂欣賞課程》，供教師作參考數據。可以說，從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香港回歸日期的臨近，中國音樂在香港學校的音樂課中出發點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音樂老師大多對中國民間音樂很不熟悉，學生對中國音樂的了解才剛剛開始，在實際教學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從1949年起由教育署舉辦的“學校音樂會”，前十年都是以西洋樂器比賽為主的，到1962年開始增加了中國民族樂器，那年有琵琶、箏、笛等樂器共15人參加比賽。到1975年“學校音樂節”脫離教育署，改上各學校代表組成的“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獨立舉辦，這一年參加二胡比賽的學生就有91人，參加簫比賽的也有32人之多，到1996年，參加二胡比賽的就有207位學生，琵琶有142人，箏有220人，笛子有177人，參加民族樂隊合奏比賽的中學樂隊共有51個。由此可見，香港音樂生活中的“中國因素”在迅速增長，中國民族樂器在香港學校音樂比賽中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績也越來越好。學校音樂節中鋼琴比賽的水平一直較高，發掘了不少音樂苗子，如鋼琴家謝達群，指揮家葉詠詩等，都是在學校音樂節中涌現出來的人才。 
   在經濟、文化全面洋化的香港，中國民族樂器能夠獲得這樣迅速的發展，簡直是香港音樂教育的一個奇跡！這不僅提高了香港民族樂器的演奏水平，培養了一批有才華的青年演奏家，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一批喜愛民族器樂的年輕的聽眾群，也為眾多青少年參與多元的音樂活動提供了機會。 
   1995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下，由香港“粵劇之家”和香港教育署聯合舉辦了“學校戲曲推廣計劃”，由粵劇界藝人到各學校巡回演出，進行示范導賞，事先還對音樂老師進行關于粵劇文學、音樂、鑼鼓藝術等的理論與實踐的指導。計劃實施之后，各學校及社會上均有良好的反映。粵劇、粵曲這種在香港最受歡迎的民間演藝品種，也和學校師生掛上了鉤。      
  “香港藝術發展局”1996年提出的《五年策略計劃書》中，專門規定了“提高音樂教育的水平”的具體目標，如“每年組織兩次中小學、大專院校及其它興趣團體教師關于音樂教育的小組討論會及講座”，并提倡“一生一藝術”的概念，要在整個音樂教育制度內貫徹實施，以期找到在中小學推廣音樂教育最適合、最有效的方法。 
   香港中、小學生在學習民族樂器民間戲曲方面的經驗是很成功的，這首先歸功于一批有志于、熱心于發揚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香港音樂家和音樂教師。但是這并不說明香港中、小學音樂教育的成功，因為中、小學生學習民族光大路或西洋樂器，大多是在學校音樂課程之外，由家長專門投資、另找音樂老師才取得的，因此這不能成為學校音樂教育成功的重要證據。 
   二、 專業音樂教育 
   從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有音樂家開始在香港私人授課，早期到港的有拉脫維亞人夏理柯（Harryore）、俄羅斯人托諾夫（Tonoff）等人，內地音樂家馬思聰、林聲翕、陳洪、何安東等也曾到香港私人授課。廣東音樂名家何柳堂、呂文成等也來到香港授徒。 
   香港專業音樂教育機構的設置卻是后來的事。最早的要數1947年李凌等人創辦的香港中華音樂院。當年李凌因躲避政治迫害來到香港，他依靠一批音樂朋友，于1947年4月組建了香港中華音樂院，馬思聰任院長，李凌等人任副院長，教師有嚴良、謝功成、陳良、譚林、黎國荃、黃錦培等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些人大部分都回到祖國，因此香港中華音樂院實際上只存在了兩年多。中華音樂院的主要師資走后，學院改名香港音樂院又辦了兩年后解散。 
   1950年創辦了基督教中國圣樂陸軍，由邵光、胡然、林聲翕、周書紳等參加主持和任教，成員主要是從祖國大陸來港的音樂家。開始時它以傳授基督教音樂為主，1960年改名為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后，教學范圍有所擴大。 
   六十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學業音樂系的成立，標志著香港專業音樂教育有了新的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創辦于1963年，兩年后，即1965年增設了音樂系，這是香港第一個大學程度的高等音樂教育機構，1983年還獲得了頒授碩士學位的資格，目前它是香港唯一能夠頒授音樂博士學位的學府。中文大學音樂系開始時采用美國式的音樂教育體制，到七十年代后改以西洋及中國音樂并重的方針，訓練、培養兼研中西音樂文化的人才。美籍華裔音樂學家趙如蘭教授從1974年起一直擔任中大音樂系顧問，該系中國音樂的課程由此逐步穩固。系內除收藏了豐富的西洋音樂書籍、樂譜、唱片、影碟外，還收藏了日本作曲家樂譜四百多本，加拿大作曲家作品三百多本，香港作曲家樂譜四百多本。系內的“中國音樂數據館”（1970年設立）藏有豐富的中文音樂書籍，唱片逾萬張，屬大陸之外收藏最豐富的者。紀大偉（英籍）、祁偉奧（美籍）、張世彬、陳蕾士、呂炳川、榮鴻曾、葉明媚等先后在該系任教。現任教師有羅炳良、曹本冶、陳守仁、韋慈朋、余少華等，現任系主任是陳永華。當前有學生約170人。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一些作曲家、音樂學家，很多都是畢業于中文大學音樂系的。 
   香港浸會學院在1972年成立了音樂藝術系，時惠康任系主作，教師有丘健華、黃育義、陳兆勛、費明儀、江樺、陳培勛等。該系與泛亞交響樂團、香港兒童合唱團等團體關系密切，學生有比較多的演奏、演唱實際鍛煉的機會，培養了許多香港音樂人才。這所學校現已改名為浸會大學，其文學院音樂藝術系從1993年開始開設碩士學位課程。現有全職教員15人，在校學生91人。現任系主任是林青華。 
   香港大學是香港成立最早的一所高等學府，開辦于1911年，前身則是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孫中山先生曾經上過學的香港西醫書院。但是，香港大學直到1981年才成立音樂系。從大學排比，它數老大；從音樂系來比，它則是小老弟了。梅安妮（Anne　Boyd）、林樂培等曾在這里任教，現有陳錦標等五位全職教師，設有音樂學、作曲等專業。現任系主任是澳大利亞人阿倫?馬萊特（Allan　Marett）。 
   香港演藝學院成立于1984年，下設舞蹈、戲劇、音樂、科藝四個學院。整個演藝學院的建筑費用高達三億港元，是由“英皇御準”從香港賽馬會獲得的。其中的音樂學院是注重注唱、演奏的音樂教育機構，設有聲樂系、管弦樂系、鍵盤樂系、作曲系、中樂系等。羅永暉任作曲系主任，王國潼任中樂系主任。演藝學院的外部建筑和內部設施，都是經濟和高科技的結晶，極其完善先進，富麗堂皇，令人羨慕。如，僅供表演用的場地就有5個：能容納1200人的歌劇院，有400多座位的戲劇院，300多座位的音樂廳，200個人的實驗劇場，還有能容納100多人的演奏廳。因此它能經常舉辦各種大型的多元化的音樂、舞蹈演出活動。 
   從以上四所香港音樂教育機構來看，中文大學音樂系采用中文、英文的“雙語”教學，其教學制度是基于美國式的；香港大學音樂系和浸會大學音樂藝術系基本上均用英語教學，學位課程結構及大學管理是以英國制度為基礎的；最新建立的演藝學院是香港經濟起飛后的產物，明顯體現了香港多元文化和中西藝術傳統并存的特色。在演藝學院中，民族樂器演奏人才的培養，已經成為學院舉足輕重的構成部分。